摘选自专访文章《王名：应该重新理解现代基金会》

王名：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

我做政协委员时就一直呼吁，做大做强基金会指的是做大非公募基金会。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有绿色通道。非公募基金会准确来说保护了公募基金会，基金会又保护了其他慈善组织，慈善组织又保护了社会组织。现在这种管控是劣币驱逐良币，良币本来要在前面，你把它们都拉回来，不让往前走，这很有问题。所以，一定要在政策上优先让非公募基金会往前面走。

可能的话，我们专门搞非公募基金会立法行不行？这很难，但这才对。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，他们觉得哪类组织要发展就给单独立法。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非要放到一起，很多公募基金会丑恶的东西全部被遮蔽住了。现在是拿看90万家社会组织的眼镜来看不足9000家的基金会，然后去检查问题，这种约束机制不是让基金会发展。

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实践证明非公募基金会不会出大问题，既然他们把钱拿去做公益，能有什么问题？相反出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公募基金会。真想赚钱，不会靠做公益。我挣了很多钱到这来，就是做公益的，既然如此，你干嘛管控那么严？你别管我，让我按我的想法做，只要不违法就行。美国就是这样做的。我们希望政策下一步可以特别对待非公募基金会。

民政部最近也在推资助型基金会，这是现代基金会的典型形态。现代基金会做到一定程度不会自己做项目，因为觉得划不来。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资金运作上，保证资金有效，建立有效的资助体系。为此需要有一批慈善组织来合作，把钱给对方，让对方来干。目前有一批基金会包括南都在这么做，是好的尝试，但不可能所有都成为资助型基金会。按我们现在基金会发展情况来看，大多数基金会还是运作型的，完全走向资助型不太可能。

基金会接下来的发展还是有些值得探讨的问题，例如怎样形成一种行业性的支持平台？深圳建立了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，核心命题是帮助基金会解决保值增值问题。这个想法很大胆，马蔚华这样的银行家在那里，他有能力指导在这方面积极探索。这很有必要，我们要通过各种努力让基金会的三大机制平衡发展，中间的保值增值这部分要大力加强。

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组织？我们现在定性是公益、非营利的组织。这个问题值得讨论，还不是定论。莱斯特叫我们去泰国开会，我们跟他讨论这个问题。很多美国人说基金会不是非营利组织，研究基金会的学者也这么认为。他说我们怎么能非营利呢？对我们来说，保值增值是很大的要求。

像哈佛大学基金会有30%以上的利润率。你看盖茨基金会的公益捐赠占多大比例，可能不到10%。真正的基金会，做公益的用款在整个资金体系中的占比非常有限。所以基金会不能简单定义为公益或非营利，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。前端接受捐赠和筹款可以算是公益，但非营利不一定。而且非公募的产权到底发生了多大程度的转移，也是需要研究的。非公募基金会没有很强的产权约束机制，约束来自于部分产权，而不是完全转让。

我们对基金会的认知里，这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：到底基金会属于什么？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慈善法》都没有深入探究。我们希望它成为公益的发动机，这没错，基金会从资金供给的角度来说是公益资金的供给方。但如果财富全成了公益资产，绝对是没效率的，收益率上不去，基金会没法做大，可持续发展是有问题的。

在泰国开会时，我说我们可都认为基金会是公益的。美国人就说不对。他说你知道我养基金会的团队成本有多高吗？我说中国的团队挺便宜的。他说那就不对，养不了优秀的团队，这个钱放在这儿是会出问题，不要提增值，管都管不住。如果团队都是乌合之众，捐赠人怎么放心把钱给你？优秀团队靠的是高薪，基金会的薪酬在美国、日本是很高的。只有中国才把基金会纳入非营利这个概念里。基金会在对外资助的环节、跟非营利组织合作才是非营利的，但自己不是。像盖茨基金会，在西雅图有一栋很棒的楼，非营利的话怎么盖得出来？

中国历史上有同样的形式，范氏义庄也是留本用息，它的运行体系不是简单的非营利，而是有效的企业化组织，只有这样，财富才能传承下去。

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CFF2008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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